美国近期的种种趋势，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对种族歧视的重新关注，都凸显了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许多人回应说，企业需要更严格地工作，不仅要满足股东的需求，还要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如员工、消费者和社区。

今年9月10日，全球性非营利组织共益实验室（B Lab）宣布了向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迈进的重要一步。作为新计划的一部分，六家上市的全球跨国公司正致力于共同努力，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和责任感更深地嵌入其业务中。然而，这类公司的特点是它们都来自欧洲和南美。除了支持更多地关注利益相关者，美国公司还应在这些地区寻找如何创建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企业的灵感。

共益企业是指那些通过环境和社会绩效认证的企业。虽然在70多个国家和150多个行业中共有3500家共益企业，但大多数还是中小型企业，如著名的共益企业：巴塔哥尼亚（Patagonia）、Seventh Generation 和 Ben & Jerry’s。虽然共益实验室（B Lab）最近为大型公司创建了一个认证流程，但大型跨国上市公司在组织和财务方面的复杂性使得对这些企业来说认证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共益运动建设者”（B Movement Builder）计划为大型公司提供了一个逐步将更多的社会和环境计划引入他们企业的途径。这些公司正公开承诺将开始评估其部分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扩大评估范围，并公开分享评估结果。他们也将公司具体的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结合。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建立了一个为实现这些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伙伴网络。不仅每个公司都将学习如何变得更好，而且该计划还将为其他大型公司提供一系列丰富的示范，以供将来效仿。

第一批企业包括法国的蔬菜加工公司 Bonduelle、瑞士的香料公司 Givaudan、以及来自巴西的零售商 Magalu 和钢铁制造商Gerdau。而作为导师加入该计划的还有法国食品公司达能（Danone），该公司超过30%的全球收入来自其共益企业子公司，并承诺将在2025年前成为一家共益企业；以及美妆巨头 Natura，其自身已经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共益企业。这批企业的总收入为600亿美元，共拥有25万名员工。

为了理解法国、瑞士和巴西等国的大型公司为什么特别愿意接受这种创新的企业模式，我最近采访了共益实验室欧洲区（B Lab Europe）的联合创始人兼全球大使马塞洛•帕拉齐（Marcello Palazzi），以及共益实验室拉美区巴西分社（Sistema B Brazil）的执行理事弗朗辛·莱莫斯（Francine Lemos），下面是我们谈话的节选。.

孟睿思: 最近，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宣布加入共益企业运动的消息令人震惊，但没有一家是来自美国的企业。那么，欧洲和南美洲的资本主义到底有何不同，以至于企业会更容易接受这些（成为共益企业）理念？

共益实验室欧洲区联合创始人 Marcello Palazzi

Marcello Palazzi: 显然，世界上有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欧洲国家，我们谈论的（资本主义）是莱茵兰资本主义（Rheinland Capitalism）。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已有120年的历史。而在北欧国家、荷兰和瑞士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受管制的自由市场与一个进步的福利国家的结合。我不一定非要把它称之为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再生资本主义或包容性资本主义，也或许可以称作是长期资本主义。这套模式更符合共益企业运动的理念。如果你看看所有的排名，结果也很明显，在幸福感方面，总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排在前列）。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华尔街和缺席所有者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这导致了更为激进的股东至上式资本主义，即公司只追求利润，而其他人可能为此付出代价。无论牺牲的是地球还是穷人的利益，无论这种代价是否是长期的。就资源而言，公司基本上是在吸收未来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而硅谷和西雅图是特殊一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极端自由主义的硅谷教父彼得·蒂尔式企业文化并不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思想，即如果你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可以分享你所创造的利润，或者再投资于社会。鉴于现在的美国经济是科技经济，它很难把重点放在公共利益上。

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他都是家庭式资本主义。你去巴西、印度，大多数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考虑长远。他们的名字都被刻在门上。而南美是另一个共益企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最近宣布的共益运动建设者企业中有2家来自巴西。家族企业与美国企业正好相反，（在美国）一位首席执行官上任四年，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完就走。而这些长期企业的运作方式并非如此。

共益实验室拉美区巴西分社执行理事 Francine Lemos

Francine Lemos：巴西的家族企业遗产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常，家族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下一代年轻的领导者，如何使行政管理专业化，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企业将永远经营下去。

我常常通过与这些企业董事会中的一些年轻、活跃的内部创业者的互动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以确保我们的企业和家庭价值观得以延续和传承”。

“企业是否足够好，能够满足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和期望？”

“我想成为一个共益企业是因为我相信这场运动，并希望看到它的成长”。

一旦你与这些家族及其继任者建立联系，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企业的长期愿景是有多么的认真和投入。

Movida是一家汽车租赁服务公司，也是国内第二家获得认证的上市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一位年轻的家庭成员——Fernando Simões（三世）——是集团可持续发展董事会主席，也是共益企业家。他在激励 Movida 的 CEO（让 Movida 公司）成为共益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他正在主导集团所有业务的巨大变革，正在实现企业的长期愿景、采取更为可持续的实践，并将同行合作带给其他家族企业，让他们参与到最前沿的运动中来。

孟睿思：您能具体说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共益企业运动是如何发展的吗？尤其是在大型企业当中。

Palazzi: 拥有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的欧洲是当今进步主义商业最肥沃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我深知达能这样的跨国公司可以成为共益企业运动的领导者的原因。

这类社会市场经济参与者与美国跨国公司有很大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起，达能实际上就已经是共益企业了。还有其他类似的公司如：博世（Bosch），联合利华（Unilever），诺和诺德（Novo Nordisk）等。博世（Bosch）在德国，仍由一家基金会所有。其中一些企业，例如宜家（IKEA），利润丰厚。在欧洲，我们有很多这类公司成立，（他们）更具包容性。

瑞士的私人银行 Lombard Odier 也是一家共益企业。目前欧洲最大的共益企业是 Chiesi，它是 Chiesi 家族旗下的一家制药公司。他们的总部设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帕尔马。他们是一家价值20亿欧元的企业，分布在29个国家。令人惊异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来自欧洲跨国公司对共益企业运动最感兴趣，而且很可能一直如此。

这是一个旅程，共益企业运动的美国领导人表示，并非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贪婪的、破坏性的企业。但跨国公司也确实罪有应得。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许多实力雄厚、不负责任的公司在恶性竞争中推行逐底战略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将达能介绍给共益实验室的时候，领导者们有些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达能与其首席执行官范易谋（Emmanuel Faber）年复一年地表态，他们确实非常的认真。现在每个人都爱着他们。我们正在寻找更多像达能这样的跨国公司的领导者。我对共益实验室的领导地位持乐观态度，它正在朝着更加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它（共益实验室）以前非常专注于英美央格鲁体系，一些欧洲大陆人士希望看到法国、德国、荷兰、北欧和其他国家也有（共益企业的）代表。最后，中国和印度也需要（得到共益实验室的）关注。

Lemos：自21世纪中期以来，巴西企业一直在改进其可持续发展实践，并将ESG标准纳入其治理之中。15年前，圣保罗证券交易所（B3）创建了（巴西国内）第一支可持续发展指数（Índice de Sustentabilidade Empresarial-ISE），这是全世界第四支可持续发展指数。去年，B3 可持续发展指数（ISE）纳入了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的一些要素，吸引了大型公司对我们行动的关注。今年B3（与标准普尔道琼斯合伙企业）推出了另一个 ESG 指数，以符合新的 ESG 标准。

我也相信，巴西正在大力推动金融业的转型。我们发现有兴趣与本地团队联系的银行、影响力基金、资产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如今，在巴西的175个共益企业中，有18个（比例超过 10％）来自该金融行业，自新冠病毒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在金融机构中进行认证的渠道已大大增加。目前有两家银行正在认证过程中。这个行业肯定会有新的动力，我相信当下将是改善经济的积极时期。

这种实践还伴随着对大型公司的更大需求，即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始进行较不传统，但更人性化的对话，尤其是在沟通策略方面。巴西消费者重视品牌、产品和服务，这些品牌、产品和服务在其价值链中融入了可持续性改进。如今，对于一个品牌而言，重要的是展示其产品和服务的来源以及其与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方式。Natura 在提高这些领域的意识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至少从21世纪初开始，该公司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为巴西的其他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灵感。

在选择成为共益企业并以某种方式“挑战”市场方面，家族控制有时会更容易一些，但这不是强制性的。Natura 的情况就并非如此，它在 IPO 之后才成为了共益企业。

孟睿思：您对这些已签约（成为共益企业）的新公司有什么看法？

Palazzi：关于奇华顿（Givaudan），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的香水企业，这正是正在成为共益企业活动的真正热点。例如，芬美意（Firmenich）是另一家寻求认证的瑞士香水企业。

香水行业这个圈子很小，人们一直就了解 Lombard Odier 的经历。人们看到了，哦，哇，这是家共益企业，这种商业结构奏效了。这是建立信任并相互加强的过程。人们开始相信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格认证。在瑞士，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网络、有持共同价值观的一群人，他们相信你可以采取行动，成为一个更好的企业，同时，为下一代和未来做好准备。（我们的）问题从“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变成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很明显这就是世界的发展方向。

Lemos：Gerdau 是美国钢铁行业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在巴西和美国有着重要的业务，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黑色金属废料回收商。自2018年以来，在首席执行官古斯塔沃•沃内克（Gustavo Werneck）的带领下，Gerdau 已经踏上了重新定义目标、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征程，并在加强可持续发展承诺的道路上前行。在 Werneck 的帮助下，Gerdau 恢复了其市场价值，扩大了收入和盈利能力，推进了债务控制，并在2019年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Gerdau 与其全球合作伙伴 Sistema B 一起完成了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并在当地实施了一个名为 Programa Caminho +B 的项目，帮助企业走完通往认证的共益之旅。这是在2019年的一个为期3个月的旅程，是参与共益企业运动的第一步。该公司邀请了主要高管层、董事和经理参与了这一议程，并为这一管理层制定了战略。

Gerdau 还通过以下承诺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全球契约、联合国妇女署、多样性计划、自觉资本主义、循环经济倡议，并且他们公开承诺要成为一家共益企业。

至于 Magalu，在其60多年的历史中，它一直是一家致力于在其经营所在社区产生积极影响、改善其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公司。然而，三年前，他们开始思考，是时候为公司制定一些指导方针了，应该制定一些来帮助我们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指导方针。公司有着非常严格的道德规范，数千名员工认为公司是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以尊重和公平对待供应商以及保持高水平的客户满意度而闻名--我们认为我们的客户贯穿我们的生命。

据集团首席执行官 Frederico Trajano 所说，共益企业运动，特别是共益企业影响评估（BIA）帮助 Magalu 提高了内部门槛，并制定了下一步业务战略。通过使用 BIA，他们在环境方面得到了许多改进。在过去的三年里，该公司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最近宣布他们将拥有214家太阳能供电的门店，到明年初共将拥有超过300家。但在管理他们产生的废弃物、消费后的废物管理——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和包装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他们加入了共益运动建设者（B Movement Builders）计划，向共益实验室和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走在前面的公司学习。

声明：

本文基于福布斯杂志英文版原文。更多信息详询《更好的商业：共益企业运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