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加州山景城的谷歌工业园。谷歌反垄断案表明，在衡量企业履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承诺时面临困境。

2020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11个州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并称“为了美国消费者、广告商和所有公司,现在到了应该叫停谷歌反竞争行为、恢复市场竞争的时候。”

虽然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广泛指责，但谷歌一直被誉为“利益相关者模式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在JUST Capital最近发布的企业名单中，其母公司Alphabet在900多家公司中排名第五，这些企业在满足工人、消费者、社区和环境需求方面表现出色。为什么会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利益相关者模式资本主义运动所直面的关键挑战之中：通常情况下，商业向善的美德无法被充分地衡量和评估。

但幸运的是，这种局面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需要摆脱过去半个世纪的“股东至上资本主义”，但对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却还缺乏共识。商业圆桌会议和领军的投资机构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呼吁，管理层必须将重点放在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上。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不少报告和分析发现，商业圆桌会议声明的签署者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所作出响应中的表现竟然比其他公司要差。更加令人困惑的是，JUST Capital也发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

JUST Capital是由执掌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Paul Tudor Jones二世以及包括Deepak Chopra和Arianna Huffington在内的社会名流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它创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衡量利益相关者承诺的行业标准。但是，它的方法在识别哪些公司真正在社会中“做好事”时犯下了一系列典型的根本性错误。

请参阅JUST Capital首席执行官马丁·惠特克（Martin Whittaker）最近在《财富》的评论：“在危机时期，美国人向美国的公司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请关注工人。”

环境可持续的倡议、公平的薪酬、企业慈善以及有关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声明都是重要和令人钦佩的。但是，通过JUST这样的评估系统来理解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商业模式对社会的影响，最终让那些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型科技公司（比如亚马逊（Amazon，JUST名单上的第66位）获得了价值，并且还允许了虚假信息的传播（比如Facebook，在JUST列表中排名第21位）。在评估一家公司如何负责任地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同时，也必须包括这些社会因素。毕竟，公众难道不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吗？

例如，百事公司在最近的一次排名中名列第24。尽管采取了一些先进的政策并转向了注重健康的产品，但是可百事可乐的主要业务仍在继续销售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浆和其他与肥胖疾病有关联性的成分的产品，以及大量的化学药品和添加剂，其中一些还被确定为有致癌的潜在风险。此外，其业务模式的核心是向世界各地运送大量调味水，这在碳排放这方面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百事可乐公司也做了许多好事。它对安全的水源、可持续农业和减少碳排放的重视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当百事可乐的基本商业模式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破坏时，它真的应该被誉为美国最“公正”的公司之一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利益相关者模式资本主义”的理念，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公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为了让一家公司获得“公正”这一称誉，必须要了解该公司的基本业务以及该业务对世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更好的方法来评估公司责任可信度。例如，由美国非营利性共益实验室（B Lab）牵头开发的模型包含了对利益相关者导向的严格评估——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BIA）系统——它能全面评估公司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包括了其商业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重要的是，B Lab还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即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它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义务置于公司的法律基础之上。美国已有36个州、意大利全境、哥伦比亚全境、厄瓜多尔全境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采用了这一企业模式，目前还有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也在考虑这一模式。全球有超过3500家共益企业，但全球超过10万家企业、银行和投资者都在使用这些工具来评估企业的可持续性。

深入研究JUST Capital的方法，就会暴露出它在如何看待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方面所存在的两个更根本的错误。首先，它对“公正”的定义源自对美国人的民意调查。这种“众包”方式背后的民主意图表面上听上去不错，但民调数据却是出了名的偏颇，并不适合评估不同商业实践的具体效果。在一个许多公共信息都通过企业营销和公关过滤的时代，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JUST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中有9家都是科技公司，尽管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些公司对社会产生的真正影响。

在近期名单公布前一天，JUST发布了一项声明称，由于近期媒体的争议，公司将暂扣Facebook的“公正徽章”（JUST Seal），并将进一步开展调查。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是高科技产业比其他产业更“公正”，还是美国人对“公正”商业行为的看法偏重于高科技？在欧洲或中国进行的同一项调查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其次，JUST依据公司自己自愿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然而，重要的研究已经表明，自我报告的社会方面和环境方面的数据容易出现“漂绿”（greenwashing）这种现象，即公司试图仅通过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倡议保持一致来提高声誉，但并没有在其实际行为遵循这种倡议。

以万豪酒店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回应为例。尽管它已经通过签署《商业圆桌会议》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但该公司的行为却是不公正的，它裁掉了很大一部分美国员工，同时却又向股东支付了1.6亿美元的股息，并且还提高了CEO的薪水。去年，万豪曾入选JUST 100，在餐饮和休闲行业中排名第二（今年排名为第170）。

共益企业是无法进行“漂绿”的，因为它们在法律上有义务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原则作为核心。 共益企业影响力评估（BIA）是由国际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设计的，重点是事实和数据，而不是具有公关性的和选择性的自我报告。共益企业旨在提供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不仅仅是为投资者带来利润。

一些示例：服装品牌Eileen Fisher实施了“维修与保养”计划，以便客户可以延长其产品的使用寿命，并将可修复的物品拒入垃圾填埋场。Greyston Bakery实行“公开招聘”，以为边缘化人群（例如那些刑满释放的人）提供经济上的机会。参与者是获得《绿皮书》和《美国工厂》等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制片方，他们旨在通过电影和媒体激发社会变革。

通过考察公司根本性、深层次的商业模式，采用客观的第三方标准并要求公司对这些标准负责，共益企业模式正在帮助建立起一套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共益企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在7月举行的国会关于科技巨头（Big Tech）反竞争行为的听证会上出现了“启示时刻”：马里兰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向“四大”科技巨头（谷歌重组后的Alphabet，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的CEO们询问他们是否考虑成为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面对(首席执行官们的)沉默，拉斯金总结道：“好吧，我猜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明白如何让企业真正肩负起责任，企业的老板们将需要一个比沉默更好的答案。

声明：

本文基于《财富》杂志英文版原文。更多信息详询《更好的商业：共益企业运动如何重塑资本主义》。